炒股配资找配资我军首次军衔制期间女军人授衔情况揭秘

文/高庆军炒股配资找配资

我军于1955年9月开始首次实行军衔制，至2025年恰好为70周年。此次军衔制于1965年取消，为期10年，是我军正规化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军衔是军人终生至高无上的荣誉，实行军衔制给全体授衔军人带来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其中佩戴军衔的女性军人更显英姿飒爽、卓尔不群。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首次军衔制期间仅有极少数女军人享受到了军衔带来的自豪感和荣誉感。长期以来，由于资料匮乏、研究力度有限等因素，关于首次军衔制期间女军人授衔情况的史实始终笼罩着神秘面纱。作为这一问题的关注者和爱好者，笔者不揣冒昧作肤浅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首次军衔制之前限于条件我军未能全面实行军衔制，但特殊情况下极个别女性曾获军衔

王安娜获八路军军衔。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施瓦茨，1907年出生于德国，早年在柏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因参加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两次被捕入狱。1935年她与留德中共党员王炳南结为夫妻，并起中文名王安娜，翌年随王炳南回到中国投身抗战。1939年4月，周恩来在重庆向王安娜布置任务，责成她去贵阳接收红十字会配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药品。为行动方便，周恩来向王安娜颁发军用通行证，并任命其为八路军少校。

◆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女军人曾被授衔。

抗联女军人获苏军军衔。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联部分部队曾被纳入远东苏联红军序列。1942年7月22日，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司令阿巴纳申科大将在哈巴罗夫斯克接见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李兆麟等，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将留在苏联远东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另授番号为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独立第88步兵旅，对外代号为8461步兵特别旅，人数1500人。教导旅内部保持抗联的独立性和中共的单独组织系统，执行抗联独立的战斗任务，名义上归苏联红军远东部队代管，装备由苏联方面供应，配发苏军陆军制服，干部战士均被授予苏军军衔。抗联内部原本就有女同志，整编后同样佩戴苏军军衔。其中，旅长周保中的夫人王一知任通信连指导员，授少尉军衔；1943年初升任无线电营政治副营长，晋升为中尉。

◆王安娜被任命为八路军少校军官，这是八路军有史以来第一位外籍女少校。

新疆民族军女军人获苏式军衔。1944年9月2日，新疆北部尼勒克县乌拉斯台地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政治民主和民族平等，举行武装暴动，其后不久暴动发展到伊犁、塔城、阿尔泰地区，史称“三区革命”。1945年4月8日，在伊宁以暴动队伍为基础成立新疆民族军。民族军实行军衔制，上自司令，下至士兵，均佩戴军衔。基于苏联大力支持的背景，其编制、制服、军衔均具有浓郁的苏式风格。从现有资料及流传下来的历史照片看，民族军编有女军人，因此这部分女军人拥有苏式军衔。1949年12月上旬，民族军一部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会师。其后的1950年1月10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

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实行军衔制提上议事日程，轻视女军人的苏式思潮浮现并产生负面效应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军衔制是军队正规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对整肃军容、激励士气、提升荣誉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女军人中的绝大多数未能盼到与男战友共享军衔荣誉的高光时刻，其中主要原因应为受苏式思潮影响所致。

1952年我军进行了干部评级工作，可视为授衔工作的前奏与铺垫。就在同年，苏军顾问发出了女性不宜大量留队的言论。在军衔制的准备实施阶段，我军借鉴了苏联、朝鲜等国的经验，对于建立自己的军衔制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存在脱离我军实际、生搬硬套外军经验的不当做法。特别是关于女性授衔，可谓削足适履、盲目跟风。总干部部苏军顾问卡苏林提出：“妇女干部不宜大量留在军队工作，留军队工作者应与男子同样要求，并能随时奉令调动，否则不授予军衔。”

◆女战士服饰示意图。

苏军顾问的意见影响了我军对女军人的态度及相关政策走向，大部分女军人由军队重要成员转为待“处理”“清理”对象，并导致在授衔之前大量转业、复员或转为无军籍职员。彭德怀在1954年12月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报告，针对实行军衔制前的人员清理问题指出：“实行三大制度时，有许多干部需要复员转业，有许多干部则需要转为职员工资制，而他们在军队又有长期的斗争历史，对革命战争和军事建设均有各种不同的贡献，他们对这项改革发生某些抵触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为着国家和军事建设的利益，为着这些同志的长远利益又必须这样办。”1955年1月《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规定，在军、师及其以下的机关、部队，除师属卫生营外，不论担任何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应一律调离部队，分别按转业和复员处理。并限于同年6月底以前处理完毕，如不在限期内处理完毕，就停发薪金；“在军以上机关或后勤部门，现在担任各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凡不符合该决定所指的范围者，均应作转业和复员处理。”“至1955年12月31日止仍未处理完毕者，一律停止供给。”同年总政治部颁发的《关于审查干部工作中对几种人员处理的原则规定》，要求在授衔之前妇女干部中除了担任按规定可以授衔的职务，和按规定可以改为军队职员以外，“一律调离部队，分别按转业或复员处理”。上述政策和做法中诸如“一律”“处理”等显得生硬的字眼确令大批女军人伤心，短期内强令大部分女军人退役给工作造成不少困扰，而且也不符合我军实际。有资料显示，1955年授衔之前我军11万女军人中有10万退役，其中副排级以上4.2万余名女干部中的约3.8万人退役。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离开部队的。贺捷生当时是西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的女兵，周围许多不甘落后的女兵说，如果贺司令的女儿参加授衔，我们也要求参加。为做表率，贺龙决定让女儿离开部队，去成都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于是刚穿上军装不久的贺捷生挥泪告别军营。“文革”后贺捷生重返军队，并于20世纪90年代被授予少将军衔，也算弥补了当年未能参加授衔的遗憾。

三、十年军衔制期间开国女将校寥若晨星，约百人左右的这一特殊群体尤显珍稀而璀璨

1955年授衔的准尉（含）以上女军官仅4665（一说4666）人，其中约98%是尉官，女军官人数约占授衔军官总数的0.82%，可谓凤毛麟角。截至1965年军衔制取消，这一数据有所增加，但根据严控女军人授衔的原则及首次军衔制期间军官晋升普遍缓慢的史实，可以确定女军官总数不会有大幅提升。经多方搜集资料并作艰苦细致的对比分析，笔者掌握截至军衔制取消，将校女军官总数约百人左右。

少将1人：李贞，1955年9月27日授予，湖南浏阳人，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同时获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5年9月，毛泽东为李贞将军授衔。

大校4人：林月琴，1955年授予；毛诚，1960年授予；王长德，1960年授予；萧月华，1960年授予。

上校23人：王新兰，1955年授予；郝治平，1955年授予；陈真仁，1955年授予；刘坚，1955年授予；陈斐然，1955年授予；何锐，1955年授予；唐求，1955年授予；田普，1955年授予；余伟，1955年授予；汪荣华，1955年授予；彭素，1957年授予；谢荃，1957年授予；胡朋，1958年授予；李中秋，1960年授予；周东屏，1960年由中校晋升；丁志辉，1960年由中校晋升；叶群，1960年由中校晋升；唐旦，1960年由中校晋升；李瑞麟，1961年授予；吴朝祥，1961年由中校晋升；权卫华，1961年由中校晋升；刘御，1961年由中校晋升；董其采，1964年由中校晋升。

中校33人：何曼秋，1955年授予；胡敏，1955年授予；李玉兰，1955年授予；刘奇，1955年授予；刘子文，1955年授予；柳星，1955年授予；吕亦文，1955年授予；常凯，1955年授予；张苏，1955年授予；谢井，1955年授予；鄢仪贞，1955年授予；史导，1955年授予；薛明，1955年授予；黄海云，1960年授予；秦仪华，1960年授予；谭岚，1960年授予；范景明，1960年由少校晋升；姜平，1960年由少校晋升；史群英，1960年由少校晋升；金瑞英，1961年授予；李凯，1961年授予；潘家珍，1961年授予；阮若珊，1961年由少校晋升；赵政，1961年由少校晋升；冯明英，1962年授予；杜启远，1962年由少校晋升；杨炬，1962年由少校晋升；余路迅，1962年由少校晋升；余光，1963年授予；冯苏，1963年由少校晋升；史凌，1963年由少校晋升；田华，1963年由少校晋升；王蓁，1964年由少校晋升。

少校资料的搜集相对而言难度更大，特别是少数仅有人名的资料无法查实，笔者尽最大努力确定31位女同志在军衔制取消之前，最高军衔为少校。名单如下：马忆湘、李蓝丁、陈联、杜影、窦克、范景阳、郭长春、侯正芳、李光、戴觉敏、李光明、李则文、路伟、孟瑜、孙惠、王苹、吴继春、阎玉珍、杨磊、叶德荣、胡敏英、唐渠、林江、刘立清、朱应明、林影、段桂卿、公寅华、马方晓、姜竞、何林。

上述将校女军官共92人，应略少于实际数量，但差异不会太大。将校女军官多数经过战火洗礼，她们在残酷的战争中幸存，又幸运地经过严苛政策的筛查而被授予军衔，堪称天之骄子、妇女典范、璀璨明珠！

四、首次军衔制期间存在授衔女战士，此为一个资料匮乏但有必要澄清的问题

首次军衔制期间女军官的存在毋庸置疑，但是否存在佩戴军衔的女战士（不包括学员）？在写作本文之前，笔者从未见过佩戴军衔的女战士历史照片，是否有女战士授衔是一个困扰多年的问题。曾请教数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同志，除一位做肯定答复外，其余答复女战士未授衔或记不清了。笔者决心通过考证澄清这个问题。

从数量看，前文述及授衔之前11万女军人中有10万退役，那么留在现役的约1万人，这个数据是包括士兵的。除去4000～5000授衔的女军官，可以推测女战士数量与女军官大体相当。

从文献资料看，徐平大校所著《新中国首次军衔制实录》（金城出版社2007年3月版）彩页部分有女战士服饰示意图，图片显示陆、空军女战士佩戴领章，海军女战士佩戴肩章。该图片出现于考据严谨的正规专著，足以说明存在授衔女战士。然而遗憾的是，全书未收入一张历史照片，侧面印证授衔女战士数量极其稀少。

◆女列兵历史照片。

从历史照片看，没见过不等于不存在，见识浅薄之外还有勤能补拙，笔者在同为军史爱好者的朋友协助下，从互联网搜集到一张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此为笔者第一次见识首次军衔制期间的女战士照片。从置景风格、服饰搭配、题记特点、分辨率、相纸破损程度等方面综合考量，可以确定这是一张真实的历史照片。照片右上方的题记显示摄于1961年国庆，照片中的前辈如健在，已是耄耋老人。照片主人身着陆（空）军女式夏常服，佩戴无檐软帽，领章上的一颗军衔星表明军衔为列兵；军衔星上方的军兵种/勤务符号为圆形，限于分辨率无法识别，但可以推测大概率是通信兵或军医符号，因为当时女军人主要被安置于通信部门和医疗卫生领域。首次军衔制期间士兵军衔分别为列兵、上等兵、下士、中士、上士，这张历史照片可以证明部分女军人被授予上述军衔，尽管数量极少。

五、授衔女军人是中华女性的杰出代表，她们的事迹所蕴涵的崇高精神同样是我党我军宝贵财富

授衔女军人是一个特殊而优秀的群体，她们身上凝结了坚韧、忠贞、勇敢、智慧等中华女性的传统品质和美德，她们的事迹所蕴涵的精神既是民族骄傲，又是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此处仅采撷几例，以期折射群体光辉。

李贞少将，湖南浏阳人，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童养媳出身，历尽人间屈辱，大革命洪流中投身革命，1927年光荣入党。参加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湘赣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反“围剿”斗争。1929年冬的一次战斗中遭敌围堵，弹尽粮绝时不顾已有身孕，毅然跳崖。其后历经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洗礼，历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八路军妇女学校校长、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等职。1955年9月迎来党和人民对其革命贡献的高度肯定，被周恩来授衔，毛泽东授勋。“文革”中遭迫害，但坚持党性原则，决不编造对老首长不利的污蔑之词。严酷战争环境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但她倾尽心血抚育了20余名烈士遗孤。临终前安排财物，缴纳党费、捐给湖南老家和宋庆龄基金会，体现出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老党员的高风亮节。

林月琴大校，安徽金寨人，1955年授衔唯一女大校，罗荣桓元帅夫人。1929年参加中共商城县委发动的“立夏节起义”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红军，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1931年12月任红四方面军后勤供给部妇女工厂厂长，想方设法克服困难解决数万指战员的被装供应问题，后改任妇女工兵营营长。1935年1月开始随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期间经受了千难万险的严峻考验。1936年10月经何长工介绍转为中共党员。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第115师政治部、山东军区司令部等处任职。解放战争期间，创办东北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并任校长，为培育革命后代倾注心血。新中国成立后，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兼罗荣桓元帅办公室主任，是罗帅联系群众、团结干部的有力助手。“文革”后任总政治部干部部顾问，认真履行职责，为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作出重要贡献。

唐旦上校，河北青县人，清华大学无线电系高材生，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期间，参与筹建新华广播电台、改造发报机、设计扩音机，为宣传工作提供有力技术保障，获“陕甘宁边区模范工作者”称号。针对开国大典前的多次重要会议，运用技术手段解决了室内扩音回声严重、备用发电机组即时跟进供电等难题。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雷达兵技术骨干为兵种建设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并参与预警机研制。在女军人被大量裁减时，彭德怀指示李贞与唐旦不可裁，其重要性可见一斑。1955年授防空军中校军衔，1960年晋升空军上校，曾任空军雷达兵部副部长。

阮若珊中校，河北怀安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10月入党。抗日战争期间任山东军区文工团创作员、演员，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任辽东军区文工团教导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随四野大军南下并任中南军区战士话剧团团长、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团长、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等职。参加革命后致力于话剧、舞剧等文艺作品的创作和演出，同时培养了大批优秀演艺人才，为鼓舞部队士气及文化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参与创作的《沂蒙山小调》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既是脍炙人口的革命历史歌曲，也是中华民族鲜明的文化印记。

李蓝丁少校，浙江海宁人，1941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3月入党。历任副班长、教员、卫生所长、卫生队长、医疗队长、护理部副主任等职，参加了车桥战斗和涟水、莱芜、孟良崮等战役。1944年在淮北汪洋湖转移伤员，船漏下沉，带头跳入水中营救伤员。1945年高邮战斗后，把百余名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分散隐蔽在芦苇荡中，躲避敌人搜捕。同年出席苏中军区英模代表大会，被评为三等模范医务工作者。1946年部队撤离淮北解放区时，与其他医务人员一起，把500余名伤病员安全转移到鲁南地区。1947年在孟良崮战役中，率医疗队四昼夜转移伤病员4000余名。1949年10月1日受邀参加开国大典。1950年荣获华东军区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同年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手术大队长，在近8个月时间内做手术1200余次，荣立二等功。战争时期先后荣立大功2次、小功3次，荣获独立自由奖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被誉为“中国的南丁格尔”，曾受到毛泽东多次接见。

授衔之前，部分级别较高、贡献突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邓颖超、康克清、蔡畅、张琴秋等同志已转业地方，她们未能获得军衔应该说是遗憾。留在部队并授衔的女同志是幸运的，她们以忠诚、勇敢、智慧和英姿展示新中国女军人的风貌，是中华亿万女性的杰出代表。与男战友相比，女军人的能力和贡献主要不是体现于直接消灭敌人，但她们对党的忠诚、坚定的革命意志以及在保障、科研、宣传等领域的杰出贡献同样值得后世尊崇并彪炳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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